1894年,香港鼠疫期间,瑞士裔法国细菌学家alexandre yersin在鼠疫患者身上成功分离出引发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并于第二年研制出抗鼠疫的血清,自此,人类终于有了应对鼠疫的科学方法。这在抗生素尚未问世的年代,可以说是伟大的成就。1796年,英国医生edward jenner首次在人体实施了牛痘接种试验,从而找到了控制天花病毒感染的方法,直到1979年,who才正式确认天花已被消灭,历经180多年,而在此之前,天花病毒已在人类历史上肆虐了三千多年。

进入21世纪,人类经历了非典、埃博拉,以及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的新冠疫情,人们与感染性疾病的斗争从未停止。随着医学与科技的发展,人类应对这类疾病的方法不断取得突破。

目前临床上使用的抗感染药物种类有很多,包括β内酰胺类抗生素、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及喹诺酮类,常用抗病毒药物有利巴韦林、阿昔洛韦、更昔洛韦,抗真菌药物有克霉唑、酮康唑等。然而,人类的技术手段在进化,病毒、细菌也在进化,抗感染药物的开发面临多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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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开发难点

针对抗菌药物的开发,经过数十年高强度筛选,新靶点的发现已是十分困难。有公司利用基因组测序技术对细菌测序并寻找和鉴定潜在的抗菌靶点,大部分结果却是找不到苗头化合物,极少数筛选出来的化合物也往往止步于临床。

同时,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耐药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当新药尚处于开发过程中时,耐药细菌却已悄然出现,或者新药一经应用,耐药性便迅速出现,导致药物失效,这大大增加了企业研发抗菌新药的风险,也打击了企业进一步开发抗菌药物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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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药物开发难点

而与细菌相比,针对抗病毒感染的疗法,当前主要集中于两种思路:在细胞水平直接抑制病毒复制的药物,包括核苷(酸)类似物、病毒蛋白酶抑制剂等;通过调节宿主免疫应答而发挥抗病毒作用的药物,如干扰素。与直接杀死致病细菌的抗菌药物相比,大多数抗病毒药物似乎只能起到抑制病毒的作用。

病毒的独特结构与增殖方式以及变异特性为抗病毒药物的开发带来了巨大挑战。病毒结构简单,由蛋白质外壳、核酸、病毒酶组成,有时还具有脂质包膜,是介于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一种物质形式,其本身就并没有很多蛋白质和酶来作为药物的靶点;由于病毒没有完整的细胞结构,只能寄生于宿主细胞来进行复制与增殖,是专性细胞内病原体,因此难以找到只针对病毒靶点而不影响宿主细胞功能的药物,抗生素通常可以杀死细菌,但它们对病毒束手无策;另一方面,病毒变异速度极快,易产生耐药性,广谱抗病毒药物的开发难上加难。

此外,目前针对抗病毒药物的开发,缺乏合适的动物模型,许多非人类灵长类动物难以复刻出人类病毒性感染疾病的特征,参考价值有限;同时,临床试验推进困难,在很多情况下,病毒感染的临床症状轻微,加上不再出现新发病例,或新发病例分散,都会给患者招募和临床试验进行带来障碍。

综上,抗细菌和病毒感染疗法的开发绝非一蹴而就,需要政府、企业、科研和临床人员,以及一线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多方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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